徐  琦随着温室效应的严重和减排温室气体呼声的高涨,“中国环境威胁论”悄然抬头。这一观点割裂了历史、歪曲了事实,是对我国环境问题认识的误导。胡锦涛总书记在前年的G8 5的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它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因此,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问题。“中国环境威胁论”既无事实根据,也缺乏科学依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CDP每增长1美元,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能源,也必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环境破坏。这就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可能引发巨大代价的担忧。在比较中国和不同国家之间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就是必须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人口规模对一个国家的排放总量影响至关重要。按2004年的标准,每一个人平均每年都要释放二氧化碳4吨。人们不仅不断地呼出二氧化碳,更为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教育、各种文化享受都要消耗能源,相应也要增加排放。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据国际能源机构最新统计,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是3.65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不能只看当前的排放量,还要看历史的累计排放量。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累计排放量的9.33%。不能只看排放的数量,还看要发展的阶段。科学家指出,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强度呈现出倒U字型变化: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强度是增加的趋势,实现工业化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减少。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另外一组有力的数据表明,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小。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测算,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但是中国仅仅增长0.38%。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而且要看转移排放。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将污染环境或者损害环境的产品转移到中国生产,消耗了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的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生产、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国家,要承担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化碳,而进口费这些产品的国家,在他们排放总量的计算中,就没有计入这部分产品的排放量,这没有计入这部分产品的排放量,主在事实上对中国的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事业上,不能忽视公平。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历史责任,不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借气候变化问题不适当地,也就是说过早、过激、过高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风负有不呆推卸的主要责任,也有义务、有条件减少自己的排放,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各技术的支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历史累积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当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要发展经济,消除分困。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各发展空间。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历史事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共同担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是保护全球环境、适应气候变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燃料的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业源,大体上占到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大体上占到氧化碳排放的75%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节能就是最大的减排,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已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要下降20%,同时还要调整能源结构,尽可能少用化石燃料,多生产一些可再生能源,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贡献。                          (2007.6.11,中国环境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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