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虎三编者按: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突发8级大地震。转瞬之间,使处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崇山峻岭间的汶川县,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县城九成以上的房屋受损,整个县城两万平方米的建筑中,基本完好的不足10%,完全受损或严重坍塌需要重建的占50%以上,其余的房屋则不同程度地需要加固或者外墙修复。曾几何时,汶川县被称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大门”。那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那个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县城,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今天,我们特意刊发这篇关于汶川的文章,以便让读者对“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大门”有一个更为深度、历史的认识。“四面环山,二水争流”是对汶川县地貌简要而精当的描绘。据资料记载,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汶川县,是因其县城边的西江水(即今岷江)而得名。龙门山脉和邛崃山脉分别位于县域东北与西南部;岷江及其支流杂谷脑河、草坡河、寿江为境内主要河流。汶川县的地理和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素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大门”之称。这里不仅是全国仅有的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羌绣之乡,更是动物活化石——大熊猫的故乡,还有设在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研究中心。全县东西宽84公里,南北长105公里,县域面积8820平方公里,共11万余人口,主要民族为汉族、羌族、藏族和回族。2005年8月的一天,我与羌族学者余耀明、诗人南北站在了汶川县城的街面上。汶川县城旧称威州镇,从街道上,我抬头便看见了玉垒山,山顶上那些石头堆积的古城墙,断断续续,那曾经是文庙的所在,现除了遍地乱石,只余一片空荡、几多杂草了。街面上,幢幢充满羌族艺术风格的现代建筑早已取代了曾经一片低矮简陋的民舍,水泥路面上,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几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飞快消失在街对面威州中学的操场上。文物之乡:蜀文化的源头之一据《汶川县志》记载,汶川古为冉龙夷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县。西汉时称绵虒(读音sī)县,西晋改为汶山县、并为汶山郡治,北周始名汶川县,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1952年县城由绵虒乡迁往今威州镇;1958年茂县、汶川县、理县合并成立“茂汶羌族自治县”,1962年恢复汶川县名至今。2006年11月,农历十月一日的羌历年,我站在距汶川县城北面30公里的巴夺寨桥头上,巴夺沟的溪水一如往常在我眼前奔流而下,山岭迷雾,村庄寂静。登上一座陡峭的山峰,在村民马永清家中碉楼的平台上,看见一个被作为楼顶接雨水用的古黑陶器。“我们耕地时,经常随手便会挖到埋在土中的坛坛罐罐”,马永清说。丰富而大批量的文物出土,当地村民已没有多少新鲜感了。在专家学者眼中,古羌人在江川留下的足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汶川出土文物的青铜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唯一的一件西周青铜器,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汶川地区是岷江上游最具代表性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地,江川及其周边地区是名副其实的“文物之岁’,其辉煌一时的新石器文化,对于四川盆地周围早期古蜀文化有深刻影响,在绵阳边堆山,广汉三星堆及成都平原的早期遗址中都有明显反映,这是早期古蜀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登上汶川县威州镇后山上的姜维城遗址,一段高约7米、宽约4米,全用黄泥土夯筑而成的古墙出现在眼前,古城墙如长龙盘旋而卧。历经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土墙垛口却依然清晰,古城垣外古城坪上的点将台仍清晰可辨,当地人一直传说,这是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姜维习兵练武的地方,故人称姜维城。据《元和志》载:“蜀将姜维、马忠等征伐汶山羌夷,此其地也”。传说归传说,但真实而科学的考古,却可以让我们在时光隧道中走得更远,在空间场景中触摸得更加真实而具体,1928年、1938年、1941年,考古专家先后三次在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片、石器等价值极高的文物。经考古鉴定,这些陶片和石器与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其面貌又与广汉三星堆、绵阳边堆山文化极其近似,但历史却比它们更久远。这些历史物证说明,古汶川是岷江上游一处极具代表性的重要文物遗址,这里曾经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各族百姓在汶川地区和谐共存的最好例证。2000年4月,该城被四川省政府审批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大禹故地:华县治水的起始地2007年,我又踏上了去岷江上游采访的征程。车从成都市区开出来不久,眼前的景色便秀美起来:公路两边,油菜花正狂热地吐放着金黄色的花蕊,逶迤的岷江在不远处时隐时现流淌着,再远处,透过车窗极目望去,片片修竹与阡陌田地的尽头最座座绿色的小丘与山岭。在我的印象中,这应算是典型的川西坝子式的田原风光,与岷江上游高山深谷的山地风光相比,它独有的那份安详与静谧中更多掺杂了农耕文明的气息与小家碧玉式的温柔。从都江堰前行不到半小时,我们的车便驶入了汶川县的地界。崇山峻岭中,岷江依然持续不断向下流淌着,曲折的山道公路上,道路犹如一个天梯,愈行愈远,愈行愈高。车到达汶川县刳儿坪时,已近黄昏。夕阳把一片大山渲染得金黄夺目,当我站在一片断崖绝壁前,依依稀辨认出“禹迹”等题刻时,时光的沧桑与历史的轮回,那一刻,仿佛全凝固在一个名叫“大禹”的人物身上,凝固在他与岷江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之中。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西蜀是夏禹文化的起源地,中华民族古代最大的治水英雄大禹即生于阳山,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诸多史籍都记载大禹生于汶山郡广柔县的“石纽”,传说其母有萃氏女修已因吞神珠薏苡感孕剖胁而产禹,故其地名刳儿坪。人类集体传诵的大洪水传说与中国古代众多治水的神话也如石纽石上的篆文,可惜今人不能沿时光追溯而上,再也无法一一得到历史的真相。如果大禹真是生于斯、长于此,中国乃至世界远古最为伟大的治水文化,所有的荣耀与光环,都应是属于汶川和古蜀先民的。而据《禹贡》记述,大禹治水很可能是从岷江开始的,“峨山导江,东别为沱”,是大禹治水的方略。先治岷山,“随山而导之”,“然后循水而导之”,“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疏导岷江,分别其支流向东泄洪,叫做“东别为沱”。这种办法在岷江试验成功了,就推向了全国,扩及九州。正是由于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帝舜将治理国家的权力也交给了大禹,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汶川,也理所当然成了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夏禹王文化的灿烂宝库之一,当地编修于1945年的《大禹志》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百年影像:1898年的汶川1898年的春天,都江堰城外的崎岖乡间小道上,田地劳作的农夫惊诧地发现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迈“女洋人”坐在轿子中,匆忙行走在通往汶川县的羊肠小道上——英国女子伊莎贝拉·伯德即将开始她对汉川县的造访。在其游记中,伊莎贝拉·伯德以近乎狂喜的口吻写道:“我无法向读者转达那漫长的一天旅程中所有的赞美和惊异的想法。气象的庄严宏伟和色彩的绚丽多姿真是美不胜收。”“到威州(即今汉川县城)的旅程,非常新奇有趣”,伯德记述道。沿途所见的汶川地区的建筑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村庄差不多都是这样组成:一条石头铺路的狭小长街,干净清洁,石头建成的房屋,墙壁或多或少向内倾斜。所有的住房都是两层,上层是有雕饰的黑色木料,横梁支撑的悬垂阳台也有雕饰,阳台有向下延伸的屋檐,并有精雕细刻内容繁多的木质垂饰。这样的村子常建在急流旁边,果树、雪松环绕,白杨成丛,进村要通过独特的桥。街道的两头都有装饰的门道,常有小塔楼和风铃。在伯德的印象中,汶川县城是个夹在高山之间的小镇,街道乏味却很干净。有一道独特的城门,一座精美的孔庙。当衙门的官吏伏案抄写她的护照的时候,她就坐在灰暗的街道上。几个人俯身于抄写员上面,念着貌似堂皇的公文,这时有个带着惊愕的样子人大声喊道:“她还有官衔呢!”而抄写员当场证明了伯德的特殊身份,人们便开始发起了激烈的争执:这个女人穿着贫民的棉布衣装,身上又没有佩戴珠宝,她到底应是个什么官呢?伯德对汉川县城的描绘惜墨如金,但对遍布江川崇山峻岭间的羌族碉楼却大为赞赏:在山顶上、悬崖顶部坐落着村舍,可以由开凿在岩石里面和悬崖边上的石梯到达那儿,悬崖里面被挖空,作为贮藏室。村庄里的房屋有三层、四层甚至七层,紧贴在陡峭的山腰上,或者紧紧抓住绝壁,悬在汹涌的溪流之上。对中华传统文化所知甚少的伯德所不知的是,她眼中这些完全由石头垒砌而成的房屋,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邛笼”。《后汉书·西南蛮夷传》中载:“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为羌语译音,意指碉楼或石碉。这是江川地区羌族人历史和文化的见证物,是羌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符号。历史上,为防止外敌入侵,羌人都要在寨子边,用石块修建“邛笼”。碉分别呈四棱、五棱、六棱和八棱,高达数丈。石碉内一般分为7层~9层,最高的可达12层;以独木梯上下,对外有枪孔,战时既是战碉、驻扎防御兵士,亦可作烽火台,用于传递信息,平时多用于储存粮食、堆放柴草。伯德回到英国后,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一书,该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轰动,书中记录的中国每一处地方,包括汶川县,都引发了西方世界无数的遐想。               (2008.5.28,中国国土资源报,9版)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