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言献策范宏喜     地质条件复杂,极端气候异常,工程扰动增强,是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面对的严峻形势。2009年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探索和构建地质灾害防治新机制,进一步提高防灾科技水平。那么,如何在进一步完善和充分发挥群测群防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更加高度重视机制建设和科学技术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重大作用?日前,本报记者请有关专家就此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嘉宾:殷跃平:中国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国际滑坡协会副主席姚华军: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田廷山: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研究员刘传正: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云贵:四川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黎志恒: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地质灾害区域性预报是世界难题,要力避简单经验主义    记者:近几年以来,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进行了灾害调查,也建立了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体系。但是,我们发现,大多数地质灾害却发生在监测预警范围之外,都不是我们进行监测的隐患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殷跃平:近几年来,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地质灾害也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如发生在福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等一些地区的地质灾害,50%甚至80%,都发生在已建立的监测预警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即使完成了全国1600多个山区县市的地质灾害调查,对已调查、排查出的10多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立了群测群防体系,也并不意味地质灾害已在掌控之中,防灾已胸中有数。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认为,地质灾害单点监测预报难度不大,不少专家也持这种观点,不用说国际上了,仅在我国每年由专家和群众成功预报从而避免重大伤亡的实例就不少。但是,对于地质灾害区域性的预报,就很困难了,可以说是世界难题。因为,地质、地貌等控制滑坡、崩塌、泥石流发生的区域地质环境条件并未了解清楚,具有隐蔽性,而降雨、地震、工程活动等复杂性、随机性又很高,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准确进行预测的难度非常大。就像目前在全球流行的H1N1型流感一样,要把新生“灾源”的时间、空间和强度都准确预测,就目前认识水平和科技手段来看,几乎做不到。现今能做到的仅仅是区域性的“警示”和对疑似或隐患点的避让撤离而已。因此,地质灾害减灾必须要加强对隐患区外类似地质环境条件进行防范。   特大灾难要求我们必须反思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问题记者:今年以来,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形势更为严峻,四川、重庆等地发生的严重地质灾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比如重庆武隆铁矿乡鸡尾山特大山体崩滑灾难等,这些特大地质灾害给了我们怎样的教训和启示?殷跃平:今年6月5日,重庆武隆铁矿乡鸡尾山发生了特大山体崩滑灾难,致使74人死亡,10人受伤。根据国土资源部领导的指示,我参加了专家组赴现场进行了抢险救灾和原因调查。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赴重庆武隆进行重大地质灾害的救灾,第一次是1994年4月30日发生的“4.30”武隆鸡冠岭山体崩塌,造成16人死亡,乌江断航数月的特大灾害;第二次是2001年 5月1日发生的“5.1”武隆县城西北新区的人工边坡滑塌,导致79人死亡;第三次就是这一次的“6.5”武隆鸡尾山山体崩滑灾害。将前后长达15年的这三起灾难联系起来看的话,有这样一个特点:第一起“4.30”灾难几乎是在无知无畏的情况下发生的,灾害地段位于山体稳定条件非常差的鸡冠岭背斜核部,由下部采煤触发;第二起“5.1”灾难发生在人工二次开挖形成高达30米的边坡,对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已有认识,但是,边坡支护不合理,更为重要的是在临灾前数分钟,有关人员虽已赶到现场察看险情,但由于缺乏应急处置知识,未能及时果断疏散人员,还是发生了悲剧;第三起“6.5”灾难让人既悲痛又感动,如果失败也能论英雄的话,我认为这一地区的群测群防,甚至专业队伍的地质工作做得是到位的。由于灾前已圈定为地质灾害隐患区,因此,在2005年前,当地政府果断地将下方约800人的场镇易地搬迁到安全地带,但是,群众并未理解,上访不断。临灾前的数天,当地政府又果断采取了挖断危岩下方公路强行阻止客车和人员通行等措施,即使在临灾前的数分钟,监测预警人员还在现场开展警戒工作,临时中断了放学回家小学生们每天必经的道路,数十人得以平安,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造成的人员伤亡将达数百人,甚至千人以上。最早发现鸡尾山危岩体是在1994年,建立了监测预警,并进行了下方场镇整体避让搬迁。2005年以来又开展了数次排查,哪么,为什么还会发生了死亡79人的沉痛灾难呢?我认为,这是由于地质环境基础调查薄弱,缺乏合理成灾模式理论指导所致。我们到灾难现场时,确实震惊了,一是原预测发生的是崩塌,实际发生的是滑坡-碎屑流;二是体积比预测大的多,原划定为20多万立方米,实际发生的危岩体有700多万立方米;三是原预测成灾向东,而实际发生的方向是往北,偏了90度;四是原预测滑动距离为100米左右,而实际距离达到1500米。这些都是判断上的失误。对于这种上部由相对坚硬的晚古生代厚层灰岩,底部为相对软弱,甚至采空的矿层构成的斜切山体,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专家的判断往往是:在成灾模式上一般都以侧向崩塌,然后转化为堆积层滑坡为主,成灾范围也是明显的,这一教训对我们来说太深刻了。回顾一下20多年来的减灾防灾工作,我认为在地质灾害及其减灾学科建设方面相对滞后了,没有正确的防灾科学理论指导,类似“6.5”武隆滑坡的惨痛灾难是难以避免的。就全国来说,通过十年努力,全面完成了覆盖全国山区丘陵的地质灾害调查,圈定了近20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但调查的深度远远不够,必须加强地质灾害成灾机理的研究和控制地质灾害形成演化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调查。最近2个月内发生在大渡河流域等地的几起特大地质灾害也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在西部地质条件复杂地区,仍沿用原有的在地质条件相对简单地区建立的地质灾害防治理论,即使动员了千军万马反复开展调查、排查,甚至监测预警,仍然要出问题。刘传正:最近发生在四川大渡河长河坝水电工程施工场地的特大泥石流灾难和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场址的泥石流灾害,再次证明我们在科学认识上缺乏正确的观念,缺乏防灾减灾意识。从国内外紧急应对地质灾难事件的经验与教训中不难发现,地质灾害存在着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但防灾减灾管理意识薄弱、科学技术主动支撑不足,以致未能及时减轻、缩小和阻止灾难等问题也普遍存在。例如,存在着技术专家工作不深入,风险判别意识缺乏;原住民防灾避灾意识不足,发现险情但熟视无睹;及时应急但未预测远程风险;事前发现但公共管理缺位;地质环境开发利用不当,防灾责任主体认识模糊,应急技术方案追求复杂新颖;监测到急剧变形但未预警应急;处于泥石流多发环境但灾害风险管理缺乏或事前原住民发现并提醒但未引起行政领导注意等等教训。地质灾害防治要立足于地质学和工程学,具有安全科学的特征,核心是其随机性和风险性。地质安全是生存安全的最基本层面,实现地质安全就必须研究人居与工程设施的地质环境安全性或地质环境变化的可接受性,包括区域地质安全性、场址地质安全性和工程地基的安全性等。正确的策略可能是既研究与防灾减灾相关的地质问题,也研究与地质相关的防灾减灾问题,而不满足于研究“地面地质问题”。从区域工程地质工作的基础性、公益性和服务规划的战略性出发,我们的工作目标应该是,追求地质环境安全和地质灾害风险的可接受程度。工作任务是调查评价不同尺度和不同功能的区域,具体包括重大工程区、人类聚集区和搬迁避让集中安置区的地质环境要素及其变化。评价其地质环境质量、容量和考虑地震、气象(候)和人为活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地质灾害风险,包括提出地质灾害多发区预留防灾避灾空地或缓冲带的基本要求。   承担地质灾害防治任务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程地质队伍应具备清醒的防灾减灾意识,过硬的心理素质、工程经验、人文情怀和社会良知,具备相关的政策法规、科学技术储备和工作程序训练,能够适应时间紧、任务重、环境险、动作快和实效强的要求,为防灾减灾指挥决策提供尽可能科学有据、安全可行、快速高效和经济合理的对策建议。 以落实应急保障责任为着力点,加强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体系建设记者:面对严峻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今年我们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体系建设中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下一阶段的工作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田廷山:今年,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体系建设在加强基础建设的同时,已先后开展了重庆云阳凉水井滑坡、重庆忠县黄金镇滑坡、兰州九州开发区滑坡、重庆武隆山体垮塌、四川德格边坡坍塌、四川宣汉樊哙镇滑坡、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场地泥石流、云南省凤庆县正义村滑坡和四川省康定县泥石流等多次重大地质灾害事件应急调查。下一阶段主要以落实应急保障责任为着力点,加强六个方面的工作。快速推进应急基础能力建设,实现有人员、有制度、有装备、有经费、有方案和有行动;继续开展重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落实各项日常应急保障;组织开展滑坡险情应急演练,召开全国应急技术交流会议;重点调研应急技术体系建设情况,征求国家预案修编建议;组织编写2009年有关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成果资料,制定2010年地质灾害应急工作计划。加强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体系建设,包括国家级和省级应急响应体系,在基础方面,要落实基地建设、制度建设和专家支持系统建设。在能力方面,要提高技术能力和装备能力,加强项目支撑能力。同时,还要采用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组织专家分析、研判,形成处置方案。利用远程会商系统和无人驾驶小飞机等手段,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能力和水平。今年4月,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在北京就突发地质灾害远程会商系统及应急平台建设,开展了业务培训和技术交流,这也标志着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建设已开始向全国推广。在国土资源部提出“应急预案中的远程会商体系要与各省(区、市)特别是地质灾害多发省(区、市)进行联动”要求后,目前,河北率先在全国实现了与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指挥平台系统有效联动的省份。我们希望,地质灾害远程会商及应急指挥系统在全国特别是地质灾害频发地区的推广速度可以更快些。那样,每一处突发地质灾害的防治都可能得到相关专家的技术服务,采用最合理的方案进行处置和实施治理。刘传正: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是国家形象和社会责任的体现,是广泛涉及政策、计划和组织执行等因素且具有实时性的一种防灾减灾行动,它对于政府与公众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防灾减灾工作的迫切需要,必须探索减小地质风险和在风险下生存的途径,强化和提升对公共应急管理工作的科学技术支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是一种涉及因素多、技术含量高、时间要求紧、工作任务重和社会影响大的危机事件管理行为,也是一种跨阶段、高要求、大集成、快反应和求实效的非常规防灾减灾行动。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应用的非常规性,为了求得应急响应的最佳成效,需要贯彻大综合和大集成的科学观,逐步使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从经验走向科学,从感性判断走向理性量化。 构建地质灾害防治新机制和多元化经济保障机制 记者:目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主要是依靠政府临时性救灾投入,而且防控工作尚停留在应急之举。对建立防灾减灾的长效性机制方面,各位专家有什么建议?刘传正:在我国,地质灾害的防控尚主要处于应急响应阶段,立足于“以人为本”。以县(市)为单元的地质灾害调查、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和工程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实质上是一种“大应急”,即使是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重点整治也是在水库蓄水背景下的“应急之举”。发达国家或地区表现在防灾减灾的非工程措施方面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即保证其中具备足够的减灾内容,而工程措施反而是补充性的,已从工程防控为主走向或进入风险管理阶段。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防灾减灾工作的迫切需要,必须探索减小地质风险和在风险下生存的途径,强化和提升对公共应急管理工作的科学技术支撑。姚华军:目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主要是依靠政府临时性救灾投入,没有建立长效性经济保障机制,经费投入与需求存在着很大的落差。一是建立地质灾害防治的分类责任机制。地质灾害有自然因素形成,也有人为活动造成。自然因素形成的无法确定防治责任主体,应由政府承担防治投入;公共工程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地质灾害防治及其隐患点清除,应由主管部门或责任管护单位、建设单位承担;资源开发或商业性工程建设活动形成的地质灾害隐患,应由开发或建设主体承担防治责任和防治投入。二是建立财政与市场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我国地质灾害防治资金需求的规模庞大,必须发挥好财政投资和市场多元融资的优势,建立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和市场多元融资相结合的长期投入机制。建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地质灾害防治财政专项或防治基金;设立地质灾害防治公益捐助基金,引导民间资本公益捐助;为民间资本投入地质灾害防治提供一定盈利模式;对于人为因素引起的地质灾害,要制定一整套经济惩罚措施。三是建立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的联合保险机制。地质灾害保险制度可以分担风险、补偿损失,有效减轻政府防灾救灾的财政负担,有利于提高民众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建立地质灾害保险制度,通过对灾害风险进行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分解,能极大地提高承灾个体或家庭的承灾能力,确保投保人受灾后能及时获得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的资金支持。四是应尽快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建立资源开发和工程建设的地质环境破坏与地质灾害损毁补偿赔偿机制。这个补偿赔偿机制应由两部分组成:对于可以恢复治理的地质环境破坏和可以清除的地质灾害隐患,建立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对于不能治理恢复的地质环境破坏和不能够清除的地质灾害隐患,或者清除的技术经济选择比移民搬迁安置要差的,应该建立地质环境破坏与地质灾害损毁补偿赔付制度。对于地面沉降灾害防治补偿则可以建立地下水资源开发的地质灾害防治补偿制度。即,在地面沉降严重的区域,利用目前已运行的地面沉降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地下水资源开发的地面沉降防治补偿机制,由相关地方政府从地下水资源开采中加收地面沉降防治附加费,建立补偿基金,用于地面沉降风险较高地区的地面沉降防治。黎志恒:甘肃省作为地质灾害防治任务重,财政资金又极为紧张的省份,各市州、各有关部门可以探索把地质灾害防治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建设、水利建设、新农村建设、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异地搬迁、土地整理等有机结合起来,多渠道筹集资金。积极探索通过政府补助让受威胁群众主动参与防灾除险的方法和路子,建立和形成“政府引导、公助自投、群众参与、全力防灾”的地质灾害防灾新机制。按照“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开展利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的防治手段和政策研究,建立“政府资金扶持、优惠政策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的地质灾害开发性综合防治新机制。 加强地质灾害理论研究,完善地质灾害风险损失及防治技术经济评价记者:各位专家围绕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中共同关注的话题展开了畅谈。那么,从各自关注的角度还有哪些补充建议?殷跃平:地质灾害减灾防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灾害调查、类型划定、早期识别、早期预警、工程防治、风险管理等。自1998年国土资源部建部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加强不同类型地区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示范区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总的来讲,我国地质灾害的理论研究尚不能满足防治的要求。我认为将地质灾害称为“次生灾害”的提法不妥当,例如,汶川地震触发的滑坡等地质灾害非常严重,仅用“地震次生灾害”就很难描述这些问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见解,它直接关系到救灾和灾后重建。地震次生灾害这种说法使得防范主体不明确,顾名思义,就是说这些灾害是依附在地震上的。主震发生后,地震部门重点在研究余震,建设部门考虑的是灾后重建的建筑物结构问题。但是周围的远程滑坡下来了,怎么办?没有防御。地质灾害有自身的成灾规律,在地质灾害的减灾防灾中,主要是对地质体结构和强度进行研究,地震、降水、工程是三个主要诱因。如果叫次生,就是说地震引起的灾害,由地震部门负责;降水引起的灾害,由气象部门负责;工程引起的灾害,由建设部门负责,防范主体不明确,容易出现防灾减灾的空区。此外,不应将地质灾害预警简化为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国际上通行称之为地质灾害“早期预警”,气象只是地质灾害的诱发因素之一。例如,今年发生的重庆武隆鸡尾山崩滑灾害、甘肃兰州九州黄土滑坡灾害,降雨并不是主导因素。这不仅是一些概念问题,实际已经上升为一种理念,严重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和科学减灾防灾。姚华军:地质灾害风险损失与破坏损失评估和地质灾害防治的技术经济评价,是地质灾害防治经济保障体系科学有效运行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要建立地质灾害风险损失(灾前)、地质灾害破坏损失(灾后)评估机制和地质灾害防治投入标准体系。制定地质灾害风险损失与地质灾害破坏损失评估技术指南、标准、规范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技术标准、费用投入标准。建设地质灾害风险损失(灾前)、地质灾害破坏损失(灾后)评估专业队伍,出台评估工作管理办法。三峡工程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将面临175米蓄水后的新挑战记者:提到地质灾害防治,我们就不得不关注一项重大工程——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库区遇到的地质灾害问题非常复杂。2008年三峡水库试验性蓄水后,发生过地质灾害,有的被媒体大肆炒作。那么应该怎样认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其今后防治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殷跃平:从时间过程上看,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三峡工程开工建设之前,库区沿岸的主要地质灾害以自然灾害为主,例如,1983年发生的云阳鸡扒子滑坡、1985年秭归新滩滑坡等,均造成了巨大损失;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2007年,三峡工程建设并120万移民就地后靠迁建安置期间,由于大量的工程建设扰动,以及水库蓄水水位从70多米抬升到156米,城镇以工程开挖切坡和加载引发滑坡、泥石流灾害为主,同时,沿岸引发了滑坡、崩塌等灾害,例如,1996年巴东新城二道沟滑坡、2001年巫山新城残联滑坡、2003年秭归千将坪滑坡;第三阶段将主要是由于水库水位每年在175米至145米之间波动所致,同时,由于三峡主要移民城镇的建设规模迅速扩展以及原有支护工程防护能力逐渐减弱,将会引发新的地质灾害,例如,2008年巫山巫峡口龚家方崩塌、秭归水田坝泥儿湾滑坡、2009年云阳凉水井滑坡、秭归郭家坝边坡挡墙失稳等。2008年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的地质灾害预测难度是非常大的。首先,三峡水库蓄水到175米后,每年水位还在145至175米之间上下波动30米左右,对库岸稳定性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没有经验,国际上也没有经验。三峡工程库区大量的滑坡防治工程设计考虑了145至175米水位变化的情况,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条实测的145~175米的水位波动对地质体的影响曲线,水位波动后地下水位的变化怎样,渗透压力对滑坡的影响如何,都要经过水库运行以后数年甚至十多年的考验才能看得出来;其次,全世界很少有人口密度如此稠密的大型库区。三峡库区包括移民就地后靠人口,加上原有人口已接近千万,而三峡库区的沿江城市也和全国一样,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已经突破了开工建设时拟定的中、长远发展规划目标。这样的发展速度带来的后果是,城市发展了,人口增多了,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对地质灾害高发区非但不能避让,而且还要利用,还要在上面建高楼大厦。所以,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现在不是“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问题,而是“以限为主,限防结合”,也就是说要限制人口发展,适当调整功能区划,结合地质环境容量,制定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发展。就今后几年而言,三峡工程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应关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以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为代表的移民新城边坡防护工程,运行已经数年,甚至十多年了,有些建设标准偏低。三峡工程库区有数千个高边坡,比较特殊。水利、铁路、公路的高边坡防护,可以在上面种花、种草,建筑物不多,而三峡工程库区的高边坡,在其上部、下部,甚至中部都要进行迁建工程建设,风险大,例如,数月前在秭归郭家坝发生的挡墙边坡失稳,就敲响了关注移民城镇高边坡稳定性的警钟。因此,必须尽快建立科学的全面覆盖的监测网络,并对这些高陡边坡定期进行安全诊断。第二,要关注三峡库区支流的集镇和农村居民点的地质灾害防范问题。2003年蓄水135米,特别是2008年水库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支流也发生了多处滑动,如三峡库区支流香溪河、归州河、青干河等支流都出现了滑坡险情。这些支流地质灾害非常频发,防护标准较低。但是,这里土地肥沃,人口相对密集,极易遭受重大地质灾害。第三,举世闻名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个峡谷区高陡危岩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这些地区主要为石灰岩地区,岩溶发育,岩体破碎,极易酿成崩塌灾害,对航道等构成危害。三峡工程库区的灾害种类也在增加,除崩塌、滑坡、泥石流直接冲击成灾以外,诱发的涌浪灾害已经构成潜在威胁。如2008年10月26日在巫峡口龚家方发生的高陡危岩崩塌,体积达50多万立方米,形成涌浪高达13米,造成巫山码头许多船只缆绳断裂。经过调查,这一带2~3公里是危岩易发区,水位波动后,危岩结构非常软弱,也是今后要更加防范的崩塌灾害地段。对涌浪的预测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如何评估涌浪造成的灾害损失,应该加以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要科学对待。不能一提到重庆、湖北地区的地质灾害,就没有根据地与三峡工程联系,对灾害事件加以放大,无论大小灾害就认为是特大型或者是巨型的灾害。今年4月发生在云阳凉水井滑坡险情,体积360多万立方米,有100万立方米在水下,江面宽达500多米,水深100多米,根本堵不了长江航道。但是,个别媒体大肆炒作,定论为巨型滑坡,在社会上造成了误导。灾害能否堵江、有多高涌浪、造成人员损失如何,要有依据,要科学、客观的评价和对待三峡工程库区的地质灾害问题。 震后地质灾害高发区的重建工作必须遵循地质规律 记者:去年汶川5.12特大地震后,留下了上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大量碎石堆积以及处于稳定调整中的山体,埋下了潜在的危害,遇到极端气候和人为扰动,就容易发生灾害。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如何科学有效地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殷跃平:汶川地震触发的滑坡等地质灾害具有面广、体大、远程和高速等特点。首先,沿300多公里长的地震破裂带两侧5公里的宽度范围内,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分布面积占到了总面积的50%以上,这在全国其他地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第二,这次地震触发的滑坡体积也是最近数十年来最大的,例如,位于安县高川乡的大光包滑坡,单体体积达到11亿立方米,举世罕见;第三,很多滑坡具有高速远程特点,转化为碎屑流,像瀑布一样,飞流而下数千米,方向转折了数次,很难防范;第四,由于山高谷深,形成了很多滑坡坝,或者说,堵江后形成了堰塞湖,粗略估计库容较大的就有33处。汶川地震发生在高山峡谷区,高位放大非常明显。如果按照平原区地震加速度计算,其破碎和破裂程度到高山峡谷区就放大了好几倍,威力非常巨大,地震把这些山体已大面积震松了,留下了上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加上地震期间的大量碎石堆积在沟谷或斜坡当中,给以后埋下了潜在的危害,遇到极端气候和人为扰动,就容易发生灾害。过去圈定地质灾害危险区,一般房前屋后就行了,没想到这次地震中,密集出现了高速远程的——能滑动很远的距离甚至是拐弯的滑坡,防范中就要注意这种高位的高速远程滑坡问题。可以预料,即使地震过后数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些地区还会出现类似滑坡。去年9月24日,北川擂鼓镇的临时安置点就出现一次超出我们以往经验的灾害,安置点被后面冲过来的泥石流摧毁,也死了人。本来在排查的时候,没想到泥石流会冲得这么远。如果没有地震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物源,本来山顶上植被不错,相对来说稳定性很好,但是现在松动了,从山顶的高度冲下来,原本势能就大,再加上9·24气候又比较异常,例如江油的降雨一小时就达到300毫米,就很容易从高位出现这种高速远程滑坡和泥石流,非常罕见。从去年9月下旬和今年汛期地震灾区的两次特大暴雨诱发的滑坡泥石流灾害来看,地震灾区的山体稳定必须要经历数年的稳定调整期。例如,今年发生的彻底关大桥断裂事故,虽然在去年清理了山坡高处的表层危岩,但是没有想到今年深部还有更大的危岩存在,受暴雨影响,松动的危岩滑落下来,破坏力量之大,实属罕见,导致了复建通车的大桥被毁。   因此,从地质灾害防治角度,如果以龙门山前山断裂为界,在其东部的平缓地带,灾后重建全面提速是安全的,但是,对于西部山区,如果不采用高昂的费用和特殊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恢复重建和地质灾害防治,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认为,在这些地质灾害仍然高发的峡谷地区,可采用低标准的临时应急性建设工程较为可取,经过数年调整后,再修建高标准的永久性工程。例如,彻底关大桥采用了堆土石筑路的简易修复方案,就遵循了这一科学道理。李云贵:受强降雨和去年“5.12”汶川地震的影响,今年四川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泥石流灾种为主,共452处。滑坡具有数量多,规模大的特点,而泥石流则造成的人员伤亡严重。地方政府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增强了群众防灾减灾意识,灾害发生时能有效地组织受灾群众安全撤离避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地质灾害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主要是施工工地,尤其是水电和公路建设施工工地或区域最多,接连发生。仅甘孜州康定“7.23”泥石流和凉山州金阳“7.31”泥石流就造成25人死亡,38人失踪,分别占全省人员伤亡数的41%和50%。施工企业地质灾害防灾避灾意识淡薄。在山区施工工棚、项目部住地选择未经过专业技术人员评估或未按防灾措施落实,建设在泥石流沟口或高陡危岩下。施工企业缺乏对员工防灾知识宣传教育,未落实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群测群防措施,无地质灾害监测责任人和监测人,地质灾害发生时无人组织。灾后重建中,在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施工工地必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制。做到组织机构健全,职责明确,责任到位,人员落实。对施工区域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对处于泥石流沟口、陡崖下,施工人员比较集中的工地、住地、办公管理区域,要开展专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在未按评估意见和防灾措施落实到位前不得开工或入住。同时落实监测责任人、监测人,制定防灾避险应急预案,明确灾害发生时的预警信号、撤离路线和避险场所。施工企业要加强对员工地质灾害防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在地质灾害易发区施工的企业要将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纳入企业安全生产进行管理和要求,提高全员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的意识,确保员工生命安全。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所辖区域在建工地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的督导检查。各级政府应组织国土资源、水利水电、交通、教育等部门和施工企业,联合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督导检查,对施工企业的在建工地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立即发出整改通知,限期整改到位,将地质灾害防灾措施落到实处,杜绝群死群伤现象发生。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