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识“水土之性”

    中国北方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位于河谷两侧的阶地上。这种地方取水近而又不卑湿,适宜于人类居住。这些遗址的分布,明显地受到地质条件的控制。中国人很早就开始整理记载这些经验。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管子》一书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管子)还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了解国情,其中有一项是“水土之性”。用今天的科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地质环境的特征。

    古人所说的土,并非仅指土壤,而是把砂、砾、岩石整个大地的组成物质都包括在内,如“皇天后土”中,这“土”即为与“天”相对应的“地”。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知道岩石破坏后会变成土,甚至知道岩石烧烫后再浇上冷水会加速破坏,并用来清除妨碍交通的岩石。后来又认识到土也可以变成岩石。这个变化过程,明代学者宋应星(1587~1667)作了与后来在西方兴起的地质学相似的概括:“沙与石,由土而生,有生亦有化,化仍归土。”

    古人还知道,水可以在地下运行,地上水和地下水以及地下水之间是相通的。唐诗中有“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退”这样的句子,看来这种认识在那时已相当普及。

    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点,中国人较早形成了水土统一的地质环境观念。在《管子》中已认识到,土壤的性质,地下水的质量和埋深等条件,都会影响植物的生长。

    在管仲之后的一个世纪,齐国又一位博学的政治家晏婴,指出“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说明水土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至少是在管仲的故乡已深入人心。

    古人由此也认识到水土与人的健康相关。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中,南军统帅周瑜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自信能战胜曹军的重要根据,就是曹军多为北方人,来到这里“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事情的发展果如周瑜所料。

    长安城辗转搬迁

    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水土当然是兴建城市应考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建设首都这样大城市的时候。

    约在3000年前,陕西渭河平原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和政治中心。2000多年前,首次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帝国的秦始皇,在此建成了咸阳城。随后兴起的汉朝也在这里建都,但把位置向东南挪动了10公里左右,建成了长安城。经过多年战乱,长安失去了首都地位之后,到公元6世纪末,隋朝又把它作为首都,但是放弃了旧城,又将城市的位置向东南挪动了约10公里。隋后兴起的唐朝继续把城市扩建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会,著名的唐长安城。

    城市为什么要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搬家?应付地质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渭河平原地下水位升高常导致土壤盐碱化问题。秦时开凿的郑国渠,既可用于灌溉,冲洗掉盐碱,还可宣泄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这使关中耕作条件大为改善,粮食产量猛增。

    但是,土壤盐碱化的威胁在关中平原一直没有消除,特别是由于战乱等影响,水利设施失修甚至破坏以后更明显。从咸阳到汉长安城和隋唐长安城,都搬得离渭河更远一些,而且是在从低处向高处搬。这种迁移显然是为避开地下水位升高带来的盐碱的威胁。史载,隋朝一位大臣建议放弃旧城另建新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新建长安城的地基比老城的城垣还高。但过了几百年后,盐碱的威胁又来了。15世纪中叶,长安城已破坏得不复存在了,原址上建起的西安城,又出现了“水泉卤不可饮”的问题,不得不另开水渠从别处引水食用。

    “天人合一”批判

    水土对人的生活影响之大,给了古人以深刻的印象,以致认为它还对人的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管子》中讲过,楚人轻率、果敢、狡猾,是因为楚国的水柔弱清澈。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但自然环境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的性格以影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历来都有人认为这与那里的山石高峻,水冷天寒有关。如李四光后来分析:“山路崎岖,往来行旅必要费许多的精力,且山上的气候在往比平原的气候变更较为剧烈,所以山居的人民往往体力较大,并且富于坚忍耐劳之性。”但他同时也指出不能把这些自然条件作为根本原因。

    但是,尽管发现了地质环境的重要性,却不能去作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反而附会上神秘的色彩想入非非,这就使当时在中国萌发的可贵的环境地质思想未能上升成为科学,令人遗憾。

    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理论,曾是盛行在中国学者中的哲学,被用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但是这个理论往往把自然人格化。如对地震、大旱、酷雨等现象,不认为是自然界本身变化的结果,而是到人世间去找原因。皇帝暴虐、政治失序、战争发生等都可以导致自然灾害的降临。这大大阻碍了古人沿着科学的道路探索大自然。

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所著《论空气、水和环境》,也重视水和地面形态还有气候对人的体质以及精神世界的影响。不过他没有将他这些认识引上神秘的道路。西方学者重视实地考察和运用逻辑思维方法,使地质科学,包括环境地学在内,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拉策尔(F.Rstzel,1844~1904)对人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对环境地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了环境的控制作用,以致纳粹利用他的“生存空间”的概念来为其侵略张目。回头来看,古代中国把自然与人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认识的思想,不易走向片面和极端,又有其可取之处。

        (陶世龙)(11113-DKDB)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