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袁复礼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两年后,他怀着知识报国的志向赴美深造,在布朗大学学习生物学、考古学、植物学等课程。1917年,袁复礼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习地质学。

1921年10月,袁复礼因母病重提前回国,并迅速投入地质调查工作中。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自然科学学会之一,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发展中国地质事业起着重要作用。袁复礼就是学会创始会员之一。

1923年,为改变甘肃地区缺乏燃料、森林大量被毁的状况,袁复礼不顾野外的危险和艰苦,先后在兰州、张掖等地找寻含煤地层、调查旧煤窑,评价可供开采的煤田。其间,他在平凉找到了奥陶纪的笔石化石,在武威西南发现了丰富的海相化石,首次确定了我国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层,为研究我国石炭系地层及生物对比和古地理打下了基础。

在回国后的那几年,袁复礼和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野外考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严峻的社会现实,激起了他强烈的民族情感。他满怀激情,用自己的学识为国家事业献身奉献。

仰韶拓荒,地学考古护文脉

袁复礼虽是一位地质学家,但中国考古史上的几次重大发现都有他的参与,被考古界誉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先驱者之一”。而他参与的考古第一件大事就是发掘仰韶文化遗址。

1921年,刚从美国归来的袁复礼在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测量,还绘制了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幅等高线地图——《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这幅精准的仰韶村遗址地形图为后来在该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他积极发挥自己的地质和考古知识优势,发掘出带土实物十余箱,包括骨器、石器、陶器等。

仰韶遗址,这个袁复礼积极参与考古的地方,拉开了科学探索华夏史前文化的序幕,使所谓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理论不攻自破,强烈冲击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自此之后,中国考古学一次次以科学的调查发掘,系统地、完整地向世界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敢为人先,西北考察创佳绩

袁复礼半生的地质实践,几乎都与大西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深深扎根于大西北这块亟待开发的沃土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开拓、耕耘,终于结出累累硕果。

1926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按照协议规定,中方选派5名学者和4名中国学生加入探险队。袁复礼是中方5名学者之一。

1928年,袁复礼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首次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消息传出即轰动国内外学术界。后经过连续奋战,袁复礼又在阜康南泉南沙沟发掘出完整的二齿兽化石,在白骨甸发掘出大型恐龙化石“奇台天山龙”。1932年,在各团员乘火车东归后,袁复礼再次发现大型恐龙骨架“宁夏结节绘龙”。5年中,袁复礼共发现72具恐龙化石、4个化石点、5个化石层位以及10种有伟大科学意义的古脊椎动物化石。此行考察期间所发现的大量脊椎动物化石研究成果发表后,轰动国内外。

袁复礼是第一个到新疆进行长期野外考察的中国科学家。自他开始,中国人自己开始谱写了在西北的科学考察历史。至今,中外科学家仍在沿着袁复礼的足迹不断探索着。

鞠躬尽瘁,地院学术铸根基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袁复礼领导的清华地学系与北京大学地质系、天津大学地质工程系和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地质组合并组建了北京地质学院。

袁复礼对课程开设和教材编写细心擘画。他开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门“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课,并编写了第一本《中国第四纪地质学》教材,首次提出中国第四纪地质的特点和分区,大力推动学院的地质教育事业发展。同年11月18日,袁复礼担任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袁复礼衷心拥护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的战略决策。为此,他以8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地质教育第一线,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不遗余力地指导培养研究生,关心着地质事业的发展和学校的恢复重建。

1983年以后,袁复礼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克服困难,抱病亲临硕士生褚明记的毕业答辩会。那天论文答辩的评议员是马杏垣教授与何浩生老师。论文答辩通过后,马杏垣高兴地说:“今天我们可真是四世同堂呀!”一时,“四世同堂”,传为佳话。

袁复礼热爱教育,对学校一往情深。1987年,在得知中国地质大学即将成立时,袁复礼满怀喜悦,他撰稿给校刊以示祝贺:“祝愿中国地质大学茁壮成长,硕大参天。”

桃李天下,甘为人梯育英才

“喜看桃李满天下,祝师长寿敬一盅。”1983年12月25日,在袁复礼九十大寿上,黄汲清教授赋诗一首,歌咏师长功绩。杨遵仪与王鸿祯两位老教授赞赏道:“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写出了袁老的主要贡献和大家对袁老的崇敬之情。”高元贵老院长也称袁复礼是德高望重的“太老师”,他说:“我尊敬袁老师,不仅因为他辈分高,还因为他在过去60年中为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1921年回国开始,袁复礼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国地质大学任教,大半个世纪中,他从未离开过教育工作,用一生诠释着师者本色。

他十分注重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在给学生讲授理论知识外,还结合他长期的野外考察实例和见闻开阔学生眼界,并经常带着学生进行野外考察,每到一个观察点都详细地为大家讲解,而且把他的工作经验在现场传授给大家。袁复礼不仅关心学生学习,亦十分照顾他们的生活和毕业后的出路。任教西南联大期间,袁复礼和系主任孙云铸向学校建议,与云南建设厅合办云南地质调查所,安排学生前往工作,赚取学习生活费用。对于优秀学生,他也举荐他们出国深造,盼望他们深造归来成为建设国家的地质人才。

袁复礼对年轻教师常给予关心和指导。有一次,见到年轻教师杨起为“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学”备课而紧张,袁复礼便主动停下手中工作,帮助他查阅资料,提供参考书,完成相应准备工作。在野外作剖面上,袁复礼也曾这样告诫没有经验的教师,“野外作剖面,不要想着以后再来补充,要尽力一次作细,可能这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来到这里,不可留给后来的人一些错误的东西”。在学术问题上,他总是毫无保留,乐于将他的学术观点和珍贵资料提供给别人使用,只要对工作有利,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博学多知、言传身教,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也以满腔爱国热情和献身地质事业的豪情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学子热爱地质事业、报效国家。60余年的辛勤付出,终结成满园桃李。其弟子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便多达30余位,成为推动新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国尽忠,丹心风骨传后人

“我一生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努力替祖国多做一些事情,愿在余生中继续努力,好给四化多出一份力量。”在给中国自然科学家辞典编委会的信中,袁复礼如此写道。

作为一名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对家国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他一心为国,60年来都在为地质科学事业和地质教育事业奉献着自己。

新中国诞生,他看到了国家建设的百废待兴,虽年逾花甲,仍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并立即给海外的学生写信,召唤他们回国效力。袁复礼对池际尚说:“显微镜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和光炽回来开新课。”1950年,在袁复礼的感召下,池际尚、涂光炽等一批地质学家陆续回国,新中国地质人才队伍得到不断充实。

袁复礼一心为国、甘于奉献,为党和国家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于1949年将西北考察归来后绘制的1∶50万新疆地形图交与解放军,促进了西北解放;1950年又将收集到的1∶10万朝鲜中部地形图交与志愿军,助力抗美援朝军事行动;1952年帮助河北省圈定和评价了迁安铁矿;1953年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地质学名词编译工作;1956年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地质考察和鉴定工作,以及刘家峡水电站地质论证工作;1959年解答了南京长江大桥工程问题。各类贡献数不胜数,袁复礼以身作则,拳拳赤子之心,报国至诚!

(此文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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