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高咨中心哈承祐先生郭田珍哈承祐先生是新中国培养最早的一批水文地质专家,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后又到长春地院进修水文地质,师从克里门托夫教授,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大学毕业后,他被派往内蒙古白云鄂博241地质队、新疆乌鲁木齐六道湾661地质队担任矿区水文地质工作;先后在地质部水文一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北京市地质局及其属下的102地质队、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一大队、地质力学研究所、中国水文工程地质勘查院环境地质研究所等部门工作,足迹遍及全国。为响应西部大开发号召,哈先生还多次远赴新疆开展科研工作。哈先生的成长可以说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我国地下水事业的兴起与发展联系在一起。他参与或主持了许多大型勘查与科研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青海小柴旦盐湖硼矿床水文地球化学研究、西藏羊八井地热水文地球化学研究以及长江三角洲(南通、上海)地下水流系统研究等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这些学术成就对促进水文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地质战线的一名老兵,哈承祐先生以74岁高龄之薄弱身躯,还在为我国的地下水事业发挥着余热。最近,记者有幸对他做了采访。记者:作为新中国培养最早的一批水文地质专家,您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请简要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地质工作之路的?哈先生:我们这一代地质工作者是和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经济的发展尤其需要矿产资源的保障和支撑,工程建设需要专门人才。毛主席说,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要早一个5年计划、一个10年计划来搞。刘少奇同志也说,地质工作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就是带着满腔热情投入到新中国地质事业上来的。回顾几十年来从事水文地质工作,我经历了从生产到科研,又从科研到生产的几次换位,这都是组织上安排的,比不上现代年轻人可以跳槽。但始终在地下水领域中摸索,一直在这“茅坑”里蹲着,有人戏称之为“茅坑理论”。如果说有什么心得、体会、看法和认识,这都是蹲“茅坑”的功劳。应当感谢国家经济建设给我们这一代地质人施展拳脚的机会,不至于碌碌无为过一生。记者: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水文地质研究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您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水文地质工作与百姓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吗?哈先生:地质科学是研究地球系统的科学,历来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地质科学注重研究地球的形成及其演化历史,在满足不断前进的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水文地质工作者着力探寻地下水形成、分布、演化规律,满足人们对地下水资源的需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相当长时期里,我一直从事北京地下水调查工作。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地下水对北京城市发展与人们生活关系的密切。2000年,北京市开发、利用水资源总量为40亿立方米。其中,地表供水13.40亿立方米,占33.1%;开采地下水27亿立方米,占66.9%。换句话说,北京市水资源开发的2/3来自地下水,地下水已经成为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之一。这在世界上半干旱地区作为首都是绝无仅有的。还可以举一个与上海城市发展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地面沉降的例子。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尾闾。上海第四纪沉积约有360余米,而150米以上主要是软土与粉细砂层。从开采地下水以来,1921年就出现了地面沉降。到解放初期,年平均沉降量还是有限的。在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经济大发展阶段中,地面沉降年平均达100毫米,沉降中心最大沉降值为2.63米。1962年,采取调整开采层次、减少开采量、实行人工回灌等方法,地面沉降处于和缓阶段,年平均沉降量降为3.6毫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兴起,黄浦江连续修建几座钢索斜拉桥,城区又兴建多条地下铁道线路,并修建多条越江隧道,现正在兴建跨长江隧道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地面沉降又处于新一轮的沉降阶段,这说明地质环境容量是有限的。上海水文工程地质工作者采取合理规划地面、地下工程建设、开展持续地下水动态、地面形变动态监测等方法,为上海城市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记者:水资源和地质环境是城市安全发展中的焦点,也一直是您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当前城市地质研究中面临着哪些问题?哈先生:城市是人类技术经济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工业发达、人口集中,人类工程技术经济活动与地质环境的矛盾尤为尖锐。不同的自然地质地理环境,人类工程技术经济活动可以产生不同的环境地质问题。但大体上不外乎两类问题。一类是城市居民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以人为本嘛,因为人是第一位的,我们首先是要保障居民的饮用水安全。饮用水安全包括水质是否优良和水量是否稳定。应当说目前全国有不少城市饮用水安全仍然面临着挑战。再一类就是平原城市地面稳定的问题。这里包括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山区、半山区城市是斜坡稳定问题,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在我国,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开始修建地下铁路、超高层建筑等,这都需要地质工作,尤其是需要水文工程地质工作来保障。记者:您曾写过《正确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文章。请问,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哈先生:随着人口剧增,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正确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作为地质工作者来说,要充分认识到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大部分的资源是不易更新的。人类愈来愈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环境保护意识蓬勃觉醒。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其实就是人类对地球、环境承载能力认识的提高。地质科学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享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地下水资源是在一定自然地质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地下水资源是有限的,又是不易更新的。岩土环境的承载容量也是有限的。历史上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山西晋祠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名泉,多年平均泉流量为2立方米/秒,相当于每天流出近20万立方米的水,仿佛一条滔滔大河。但是近几十年来,先是泉周边引水灌溉,继而凿井取水,再而在泉下游打了一口“卫星井”,水头高出地面10米有余,涌水量达到10000立方米/天。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先是出现泉流衰减,继而滴水不流。这就是没有遵照自然规律,无序开发地下水造成的后果。今天,我们政府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尤其是提出和谐发展的理念。这个新提法反映了对自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记者:今年年初,《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国务院4号文件)出台,被广大地质工作者称为“地质工作的春天来了”。作为我国水文地质界的前辈,请问您对《决定》出台有何感受?哈先生:对于被遗忘了多年的地质工作来说,今年《决定》的出台,确实是“地质工作的春天来了”。我们当年都是唱着《勘探队之歌》走进艰苦的野外环境里进行普查勘探的。对地下水的普查勘探,大部分是靠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矿产资源的断炊,这就需要强调“先行性、基础性”的地质工作。《决定》的出台,吹起了地质工作新的战斗号角。我们这一代老地质工作者也很受鼓舞。《决定》刚出台那会儿,我写了一首诗《读〈决定〉有感·七绝一首》:“重奏基础先行乐,得意春风马蹄疾。开启找矿新篇章,和谐发展擎大旗。” 但是,《决定》仅仅是个纲领性文件,还需要很多配套的具体办法、措施。没有这些东西,《决定》是很难落到实处的。即使有了具体实施办法,还得靠人来实施、落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作为老一代地质工作者,我们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地质工作者:“莫道老圃秋容淡,留得残荷听雨声。喜见枯枝吐嫩翠,新枝总比旧枝壮。”所以,对于《决定》,我们很乐观,期待地质工作又一个春天的到来,这离不开大家的努力。记者:您曾经长期工作在艰苦的野外,但是您一直保持着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我读过您的《残祷雨声集》文集,您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很善于写作。这是否时您的工作有着很好的调节作用?哈先生:我很愿意读书、写作。我谈不上有什么文学素养,那只能是我的语文老师教得好。人老了,倒使我有机会多读点诗文。其实我并不会写诗,但我会“画像”,尽可能把抒写的对象写得完善些。其实我也不是球迷,热播的球赛也很有兴味,看了后觉得足球里也有文化、有科学,甚至有艺术。(2006.6.29《中国矿业报》A3版)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