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萍关于中国几处世界遗产是否被高“黄牌”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官方和学者的意见占了上风:没有的事。其实,去澄清“黄牌”是否媒体过分渲染并无太大大意义,驳斥了“黄版”说,并不代表着我们遗产保护的缺陷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缺陷依然存在。而缺陷之一,就是在当前的自然遗产保护中,存在将遗产标志性建筑或景观与周边资源环境相割裂的倾向。世界遗产包括人类发展地这程中遗产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地带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世界遗产之所以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作为一个民族历史的见证,绝不仅仅在于作为核心建筑或景观的存在或完好,而在于它们和周围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整体的存在和统一,才使世界遗产具有了一切应有的价值。世界遗产保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申遗成功只是迈出了保护的第一步。以我国云南“三江并流”为例,这一地区有欧亚大陆最集中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人文资源、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观,是惟一、独特的世界奇观。它显著的科学价值、美学意义完全依赖少数民族独特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我国云南“三江并流”附近矿产开发、怒江水坝电站的过多建立,使世界遗产委员会发出了整改要求。基于这种原因,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停止目前遗产地附近的矿产开采,并对水坝、电站可能带来的破坏进行完善评估。从“三江并流”地区被要求整改的内容来看,我国在加强世界遗产保护工作中,必须加大与国际接轨的力度,将核心建筑或景观与周围环境资源统筹考虑,绝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片面地以为保护好核心建筑和景观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出于拉动经济增的需要,对周边环境无限制地开发,将作为遗产依托和支撑的环境资源的生态、美学等价值降格为廉价的经济利益。按照国际规定,世界遗产将成为世界的名胜,可受到世界遗产基金提供的援助,还可由有关单位招来和组织国际游客进行游览活动。可以说,世界遗产将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宗旨是使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主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得到保护。世界遗产不仅仅是离受旅游收益、随意开发地那么简单,更需要的是人们承担严肃的国际责任产并兑现承诺。目前,我国先后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35处。这些地方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并不对立。保护并不拒绝开发;旅游开发也不意味着不进行保护,关键是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贯彻落实保护的宗旨,只有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开发,才能使世界遗产独有的价值得到真正体现。享有“世界遗产”称号的地方不仅仅是保护好一处建筑那么简单,对其所处自然环境的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世界遗产的建筑是不能孤立存在的。故宫当年因“从历史、艺术和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环境风景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有的世界遗产甚至因自然环境是世界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遗产保护应该包涵着对其所处自然环境的保护。在此大会上,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惟一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正是因为将侨乡特有的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和周边原生态稻作文明视为一个整体,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才顺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借着世界遗产的称号,大打旅游版,只关注经济效益,盲目开发,兴建宾馆、旅游商品土特产经营场所等,商业化日趋严重。这种过度的旅游开发必将使世界遗产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旦世界遗产的价值打了折扣,旅游收益如何还能得到保障?人们对待世界遗产,更应关注对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应关注其社会、文化、历史等价值的体现。同时,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机制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有专家指出,我国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保护世界遗产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宏观、中观与微观监管体制和利益格局有待进一步理顺。世界遗产管理科技含量很高,必须要有专门的科学研究,而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和研究能力,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不久前结束的第三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消息,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被世界遗产委员会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成为首个被开除出《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倘若不幸步其扣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文化历史积淀深厚著称的文明古国而言,不啻是一种悲哀甚至是耻辱。(2007.7.24,中国环境报,2版)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