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能源来源  ●传统的粗放型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使地球环境不堪重负  ●综合利用是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加快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将成“十三五”的一项迫切任务  前几日,网上一篇名为《震撼图展现被破坏的地球》的文章吸引了不少眼球,看着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座钻石矿场中深525米、直径1200米的矿坑,人们不禁惊叹于人类在资源利用方面展现出的巨大能量。  在近百年人类经济社会高歌猛进的过程中,矿产开发功不可没,但同时,也为地球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创伤,而且绝不仅仅只是矿坑这样庞大而静态的“杰作”,还有弥散的矿渣、浑浊的河流、肮脏的空气、有毒的土壤,以及难以言说的人类的未来……  人类之于地球,早已不是蚂蚁之于森林,飞鸟之于天空。无休无止、肆无忌惮的索取,已让地球不堪重负,然而,人类的生存发展不可能脱离地球资源的哺养,矿产资源的消耗至少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基。在这个地球资源日益减少、环境承载力日益降低的新时期,人类将如何有节制、高效率、低污染地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答案就在眼前。  1  重质量重效率是资源利用的必行之路  地球日前夕,社会各界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和实际行动表达对地球资源环境现状的忧虑,呼唤“为了人类未来必须珍惜资源和保护环境”。那么,在传统的粗放型资源开发利用模式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压力不堪重负的当今,我们又怎样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也走上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大宗矿产资源需求总量仍将维持高位,资源利用必须进入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新常态,而实现这一目标,最关键也是最迫切的就是要加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4月21日,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长期从事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研究的薛亚洲研究员,对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薛亚洲摆出了这样一组数据:2013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34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总量为37.5亿吨标准煤;全国铁矿石原矿产量14.5亿吨(折成品矿约3.9亿吨),进口铁矿石8.2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65%;全国铜精矿(金属含量)177.3万吨,精炼铜产量683.9万吨,铜精矿仅能满足冶炼需求的1/4。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能源与矿产资源第一消费大国。尽管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我国的矿产资源需求增长也由高速向中低速转变,供需矛盾减缓,但由于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决定了我国大宗矿产品的需求仍长期处于高位,对外依存度高的国情难以改变。”  与影响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并存的,还有生态安全方面的挑战——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许多矿区周围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如:植被破坏、废弃料乱堆乱排,绿山头变成白山头,地面沉降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常发生等等。“在一些矿区附近,环境承载力已达上限,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勘查开发矿产资源与严重破坏环境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之所以过去数十年矿业开发成为许多地方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国内矿山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营,加之监管手段单一,矿业开发重经济效益、轻生态保护。可喜的是,这些都正在逐渐成为历史。据薛亚洲介绍,我国正强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通过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等措施,重新构建绿色矿业的全新格局。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就是在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同时减少原生资源消耗,降低废弃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其核心和根本,就在于统筹实现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薛亚洲说。  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统计,由于大力发展和推广综合利用技术,2005~2013年,中国的铁矿、金矿、铅矿、铜矿、铝土矿、磷矿和煤炭综合利用产值增长了2~7倍,其中磷矿最为显著,增长超过7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0%;其次为金矿,增长接近6倍,年均增长率超过26%。据《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年度报告(2014)》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通过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减少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14万亩以上;综合利用废旧钢铁、有色金属制品等可二次回收资源,与使用原生资源相比,可节约2.5亿吨标准煤,减少废水排放17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6亿吨、固体废弃物排放50亿吨。  显然,随着采选冶技术进步,盘活复杂难利用资源和综合利用废石、尾矿、再生金属等二次资源,中国的资源压力和环境压力都将有所缓解。  2  矿产资源禀赋倒逼综合利用水平提高  薛亚洲告诉记者,中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总体并不落后,而这,是中国矿产资源禀赋造就的。  众所周知,我国矿产资源具有“三多三少”的特点:贫矿多富矿少,低品位难选冶矿石所占比例大;大型-超大型矿床少、中—小型矿床多;单一矿种的矿床少,共生矿床多。因此,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对我国来说尤为重要,很多矿山要想进行开发,就必须突破综合利用的技术关。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我国主要矿山的开采品位逐渐降低,开采深度逐渐加大;矿体形态、产状变得复杂;矿石品位低,矿物嵌布粒度细,大多呈共伴生状态,复杂难选。这些都迫使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只能越来越强化。  “应该说,这方面的成果还是非常突出的。如今,在国内矿产资源越来越难采的背景下,我国的资源开采回采率基本持平,部分矿种略有提高。重要矿山选矿回收率水平总体较好,在原矿入选品位和可选性明显降低的情况下,选矿回收率基本保持不变;在原矿入选品位和可选性不变的情况下,选矿回收率明显提高;尾矿品位有所下降,资源利用效率趋好。”薛亚洲举了一个例子:2012年与2006年相比,铁矿地采掘采比快速由79米/万吨提高到152米/万吨,开采难度增大,平均地采回采率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在红矿原矿品位降低1.8个百分点的情况下,选矿回收率提高了1.4个百分点。  资源开采率和选矿回收率提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单位GDP矿耗总体下降,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薛亚洲告诉记者,单位GDP矿耗指某种矿产品的表观消费量与国内GDP总值的比值,它反映矿产资源的利用水平。2005~2013年间,国内主要矿种单位GDP矿耗逐年下降,其中原油和钾盐的单位GDP矿耗下降速度最快。  当前,我国主要矿种的开发利用逐步转向低品位矿和难采选矿,综合利用水平提高明显。表现在:有色金属矿共伴生元素的利用成效显著,如湖南柿竹园在提高开发利用效率的同时,实现了对伴生萤石、钼、铋、钨矿资源的高效利用。  尾矿加速排放,综合利用水平向好。2013年我国尾矿产量达16.49亿吨,其中有18.9%的尾矿得到了利用。  3  “十二五”期间我国对矿产资源高效利用集中发力  据薛亚洲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土资源部深入贯彻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完善法规和规划、强化监管、实施专项、推广技术等系列措施,促使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有了较大提高。  首先,是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十二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制度建设。一是在继续实施《资源综合利用目录》、《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基础上,相继发布实施了《“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国家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等,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多方位部署。二是国土资源部不断加强制度创新,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制定并实施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行动计划》,连续发布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和《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加快提高矿山领域资源利用效率。  其次,是监管体系的初步建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逐步由秩序监管转向开发秩序与合理利用监管并重。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矿山勘查开发利用年检和矿产督察工作,将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三率”情况纳入矿山企业年检内容。另一方面,发布了首个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指标标准,实施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陆续出台了20种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不仅对不同赋存条件的资源提出了开采回采率和选矿回收率,还对共伴生资源、尾矿、循环水等利用指标做出规定,为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划出“红线”。  再次,是技术创新和推广步伐的不断加快 。  攻关一批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先进技术装备在大型矿山得以推广应用。一是攻关一批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如低渗透油田和页岩气资源高效开发、三次采油技术、鞍山式铁矿选矿技术、共伴生钒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低品位胶磷矿开发技术等。二是矿山装备和自动化水平明显提高。大型露天矿山高效采、运设备普遍使用,地下无轨运输设备、煤矿大型综合机械化开采设备、井下定位系统、生产监控系统在许多矿山得到应用。三是建立了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发布制度。目前已发布三批共159项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和汇编,对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薛亚洲介绍说,“十二五”期间,为了鼓励和引导企业节约与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国家组织实施了多个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有关的重大专项,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  2010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设立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中央财政投入95亿元,采取“以奖代补”和示范工程的形式对节约与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取得显著成效的矿山企业给予奖励,对具有示范效益的节约集约利用工程给予支持,带动投资超过500亿元,增加销售收入近2000亿元。  2011年,启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工作,中期成果显示,基地建设突破了7大关键技术,形成了9大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和产业发展新模式,盘活了一批资源量,提高了资源开发利用效益,矿山企业整体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明显提高。  到目前为止,分4批确定了668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提前完成了到2015年建设600家以上试点的阶段目标,在资源高效开发、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矿地和谐等方面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  此外,为加快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程建设,还开展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项目评估核查,同时启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评估。截至2013年,全国31个省(区、市)相继出台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据统计,2000~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专项资金269.97亿元,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1934个,中央投入带动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入资金达460亿元。  4  综合利用成效需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激发  薛亚洲认为,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法制建设、标准体系、市场调节、技术研发与应用、激励约束等环节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制约因素。  首先最基础的还是矿产资源相关的法规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当前矿产资源法中对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要求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政策制度没有形成合力,各类规划之间还未实现有效衔接。”  其次是矿产资源利用技术的创新尚不能满足新要求。资源利用技术攻关能力不够、转化率不高,技术研发与企业需求之间衔接不够,已成为制约我国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具有增加生产成本的事实,投入一般高于收益,技术投入风险较高,加上违法成本低、费率固化,缺少完整的级差税费标准,资源权益被资本权益挤占,从而影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企业作为主体,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节约利用资源的内生动力不强,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同时,国家在综合利用关键性技术开发方面投入不足,未能形成资源整体高效和规模化高值利用的原创性技术研发投入机制,大多数技术工艺只停留在简单易行层面上,缺乏能够使资源整体高效综合利用和规模化高值利用的原创性技术。”薛亚洲分析说。  尽管综合利用是矿产开发的应有之义,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矿业的粗放式经营,人们大多对我国的矿产资源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识淡薄,矿山企业盲目开采,对共伴生矿物及尾矿等不利用或利用率很低,没有形成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社会氛围。  薛亚洲认为,这也显现出我国在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方面的激励与约束手段不足。他说,《矿产资源法》中明确要求对矿产资源进行综合勘探、综合评价、综合开发、综合利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综合勘探、综合开发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激励政策,也缺少国家层面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统计体系。针对矿山综合利用资源,我国出台了10余项税费优惠政策,但政策之间有效衔接配套不够,优惠幅度和优惠对象不易核定,评价指标、评价程序和政策实施主体不明确,操作性不强。另外,在约束方面,系统的标准体系和考核办法尚未形成,缺乏抓手和切入点。  5  “十三五”迫切需要加快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在薛亚洲看来,今年世界地球日的宣传主题“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就是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量身定做”的。而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坚持立足国内、互利合作,加强勘查、集约开发,节约优先、合理利用,规范管理、促进和谐的政策取向,提高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增强市场活力,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规则的矿产资源开发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从而推动资源开发走上节约、清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也是‘十三五’期间我国矿业需要加快推进的一项目标和任务。”他建议:  加快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体制改革,理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体制,打通矿产资源管理与矿业管理,实现统一监管,有效解决资源粗放利用和环境扰动问题。具体说,一是整合目前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相关职能,建立集中统一的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管理部门,改变目前职能交叉状况;二是加快培育技术服务、产业推广、金融支持等互惠互利的矿产资源开发中介市场,实现资源、技术、资金、人才等市场要素的有效组合配置;三是进一步发挥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作用,加快建立有利于增强市场活力和提高资源开发效率效益的体制机制。  完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加快推进《矿产资源法》的修改进程,解决包括产权归属和矿业权设置等在内的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制定《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条例》、《优势矿产资源保护条例》、《矿业权转让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修改《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配套规章,加快推进配套规章建设。同时,充分发挥矿产资源规划宏观调控作用,加强矿产资源规划分区管理,划定一批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重点矿区,加强重点开采区内矿产资源规模开采和集约利用,严格控制资源、能源和环境容量超载地区新增资源开发项目建设。  加快技术攻关与技术推广平台建设。一是制定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政策。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社会等因素,按照不同资源类型和赋存条件,明确技术发展目标以及行业的技术结构、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对技术先进性与经济、社会方面的合理程度作出评价,提出促进技术进步的途径、路线和措施。二是开展高效采选冶技术攻关。紧跟国际矿业技术革命新趋势,创新和推广非常规油气资源以及适合我国资源特点的低品位矿、复杂共伴生矿、难选冶矿高效利用技术,突破一批尾矿等废弃物高值利用技术。研发和储备一批战略性资源材料和资源替代应用技术,加快传统资源替代步伐。搞好矿业科技智库建设。三是加快培育技术服务的中介市场。以矿山技术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生产需求在在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完善技术的专业化服务,鼓励矿山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组建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先进技术创新联盟,完善先进技术信息共享平台,加快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先进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完善综合利用的经济激励政策。一是通过政策约束和市场激励引导企业高效利用资源,在资源税改革中一揽子推行级差税率,引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完善并推行税收优惠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奖优罚劣,激励企业综合利用共伴生矿产、矿山废弃物,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合理补偿矿山在综合利用环节的新增成本,引导矿山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提高经营效益;三是研究解决矿山是否享受优惠税率长期难以核定的问题,按照消耗储量和矿产品产量两大显性指标,探索末端考核,即依据矿山消耗储量的产出率高低享受不同税率;四是制定并实施促进金属回收利用的产业发展和财政、金融政策,开展城市矿产利用工程,有效回收利用30年高速发展所积累的资源类废旧产品,提高二次资源循环利用率。  此外,还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舆论监督,提高矿山企业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比如,可以依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节约集约模范市县创建、绿色矿山试点等工作,系统总结典型工作经验,多种渠道进行推广;也可以建设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信息网络平台,鼓励企业发布工作动态,展示工作成绩,推广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其知名度。  时不我待,节约与综合利用矿产资源是推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重要途径。唯有高效利用资源,才能缓解甚至摆脱许多资源即将枯竭的困境,唯有高效利用资源,才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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