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筱堃“贵州的同志要有志气,有信心,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这是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贵州时对贵州人民的殷切期望。贵州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创新发展模式,转变增长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是猛挖埋藏在地下的丰富资源立马换钱,还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丽、舒适和有持久支撑能力的家园?绿色  贵州无价宝这是记者采访生涯中听说的最难忘的一件事,尽管它已过去多年:万山汞矿的一位职工到附近农民地里偷挖红薯,农民发现后,听说是汞矿的职工,当即把红薯给他:“拿去吃吧!你们汞矿工人比我们可怜,矿挖完了就什么也没有了。红薯挖完了还可以再长,我们农民再怎么穷还有这块土地。”走在万山街上,那种感觉是复杂的。当年“汞都’”万人开采的辉煌历史早已不在,留下的只是被挖成了空心的山体和冷清得恐怖的矿坑。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汞资源逐渐枯竭,万山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但那些农民的说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果一味地开垦一样会导致“什么也没有” 的恶劣局面,谁让大自然赠予贵州人民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是这样一个脆弱的典型喀斯特环境呢?“贵州的土层真薄呀!根本存不住水,下几天雨就涝了,出几天太阳又旱了,简直无法和咱东北的黑土地相比!”从哈尔滨到贵阳工作了两年的吴蔚这样说。因为她的舅舅在东北搞农场,吴蔚自然多了一份对贵州农业的关心。她一语道出了喀斯特地理环境的窘境。生态环境系统中水、土要素缺损,导致环境生态容量低,人口承载力低;环境稳定性差,变异敏感度高,极易发生水土流失、喀斯特旱涝。地表塌陷等一系列环境灾害。如果人口猛增,耕地盲目垦殖扩大,森林乱砍滥伐,草地破坏,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就会因不堪重负而导致石漠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植被进行恢复,不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将陷入“环境脆弱——贫困——掠夺资源——环境恶化——贫困加剧” 的恶性循环。绿色的山峦下茂密柔美恬静的涵碧潭、飞流狂泻的拉雅瀑布、潭瀑交错的68级瀑布、盘根错节的龟背山、林溪穿插的水上森林、密林镶嵌的鸳鸯湖、悠蓝深送的卧龙潭……同样是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荔波状态截然不同。荔波今年6月27日被列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成为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它足以为该省的生态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中国南方喀斯特——荔波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与其他石漠化地区有相似的自然本底,溶岩分布面积广泛,喀斯特十分发育,岩石裸露率高。不同点在于荔波喀斯特世界遗产地内保存了茂密的原始森林,裸露的岩石被茂密的植被遮盖。所以荔波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大部分为潜在石漠化,茂密的植被下即为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如果该环境遭受破坏,森林被砍伐,岩石就会暴露出来,石漠化级别就会达到中度以上。”作为申遗专家组的领导成员,刚刚从荔波赶回贵阳的贵州师范大学熊康宁教授对环境的思考就更加科学和理性。“荔波的生态环境为什么和我省其他喀斯特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呢?原因除了荔波本身具备森林生长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外,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首先是荔波人口密度较小,2003年末,荔波平均人口密度仅为67人/平方千米,喀斯特世界遗产地人口密度更低,为19人/平方千米,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主要产业活动是传统农耕、少量樵采、中草药采集等,对生态环境影响小。再加上荔波少数民族通常有祭山神和祭树神的传统活动,使得当地居民更加珍惜保护树木和森林。”而说到具有世界级的自然遗产,贵州省更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黄果树瀑布。兴义万峰林……这些喀斯特独有的自然景观即便是放到全世界的擂台上,也是响当当的上品,堪称贵州省的“无价宝”。关键在于如何围绕老天爷留下的宝贝,扎扎实实地做好生态保护这篇大文章,而不是为了短期效益,给它造成斑斑伤痕。绿色之路 任重而道远一夜醒来,家园没有了,亲人被埋在山石泥土中。真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但这个噩梦却真实地发生在纳雍鬃岭镇左家营村村民左代仁身上。两年多过去,他的心中还弥漫着失去家园亲人的沉痛。左代仁所在的村子位于半山坡,四周全是煤矿,少量的低矮植被分布在山石中,使山体看上去很像绿色的癞痢头。“如果没有山下那些整天轰轰巨响的煤矿,也许灾难就不会发生。”至今他还总和附近的村民念叨。看着地里烂恹恹的白菜,六盘水市汪家寨乡的村民忧心忡忡,村子周围分布着几十家锌厂、洗煤厂、焦化厂,原来清澈的河水如今变成了黑色……这也是贵州人们不愿看到的现实。因为有丰富的煤炭、磷矿、水利等资源,重工业特别是资源型产业占的比重仍很大。大量的资源开采不但造成地表生态破坏,还带来一系列地质灾害,因资源开采而造成的各种地质灾害呈上升趋势。有发达国家和地区曾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贵州脆弱的地质环境和经济环境却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清镇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刚就掰起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要彻底治理水晶集团40多年来对百花湖沉积的汞污染,专家说要花20多亿,这相当于该集团100年的税收!”100年,贵州的发展经得起多少个100年?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警告:相较于大部分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资源和环境结构使“我们没有办法像西方国家那样,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10000美元时,再回头治理环境污染。我们的问题是,在人均收入2000美元时,这些环境危机可能就会到来。”“绿荫覆盖,碧水长流”、“远山闻虎啸,近山百鸟鸣”、“树深不见石,苍翠万千里……”这是人们曾经对贵州的描写。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贵州经历了4次较大规模的森林破坏:第一次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破坏;第二次是50年代末的“大炼钢铁”运动,使大片原始林、次生林毁于一旦;第三次是“文革”时期“以粮为纲”大搞开山造田,大肆砍伐林木;第四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体制变动,再次使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两年多以来,在贵州省发改委的组织下,熊康宁教授会同林业、水土监测部门的专家一起对全省的生态情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后发现:2000年以后,全省石漠化增加的速度明显降低。“喀斯特石漠化成因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难性告诉我们,石漠化治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绝非一两个五年计划就能达到‘山川秀美’。”熊教授的话带着科学工作者的理性。可见,响亮地喊出“保住绿水青山就是政绩”对黔山秀水无疑是一大福音。就像网友评论的那样:“考核政府就应该是:公益事业发展、环境生态整治、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状况等等,而不是GDP和财政税收。”但政绩观的改变单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那就是官员环保考核问责机制。因此,必须探索一条能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生态环境新思路。(2007.12.1,中国矿业报,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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